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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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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先生《中国宪法史》之评析

2016-10-17 13:39 合德网 点击次数 :

历史语境论下的宪政情怀及表达——张晋藩先生《中国宪法史》之评析

 

      方潇   2014年08月08日 17时50分 


   [ 相关资料 ]  主题分类: 宪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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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宪政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经典话题,让无数抱有宪政情怀的学者为之殚精竭虑。作为一名法史大家,张晋藩先生的宪政情怀尤令人感怀。这不仅表现在他早在1954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开始就对中国宪政注入了情怀,更表现在其后一直以来对宪政的关注和思考,尤其是以历史语境论来分析和评价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变迁历史。张先生对中国宪政的情怀和表达集中体现在其专著《中国宪法史》中。对该著作一评析,可让我们理性把握中国宪政的历史认知,更可展示张先生那种历史语境论下的宪政情怀及表达。

  【关键词】《中国宪法史》 张晋藩 历史语境论 宪政情怀


  宪政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经典话题。作为一个在西方首先兴起的舶来品,⑴宪政自晚清传入中国后即被国人奉为治国的葵花宝典或医国的良方猛药,不仅历来的政治家或政客们为种种目的千方百计追求之,而且无数的政法学术精英们也为此殚精竭虑,或申明宪政真义以明是非,或掘本土资源以证中西宪政同源,或以传统文化为基变通移植西宪,或举他国宪政之功以导中国之径,等等。晚清如此,民国亦如此,其中承载了多少学人的宪政情怀!而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特别是随着“文革”的到来,宪政却成为了一个“死亡之岛”,无数的宪政追求者被“革命”猛兽所吞噬,所谓宪政的情怀又是何等的惨烈!所幸灾异终止,祥瑞升腾,国人终于又看到了天边的朝霞,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重新回到国人思维和国家制度中,宪政的情结再次燃烧。虽然直到今天,我们尚还难以自信已经走到了宪政彼岸,但我们相信正在努力走在通往自由之路的行程上。

  在文革后的新时代里,拥有宪政情怀的学人们为着中国的宪政事业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甚至毕生的精力。学者们通过发表宪政文章、出版宪政著作、发表宪政演讲等多种形式宣传宪政理念,积极影响政治。在这些众多的老一辈学人当中,作为著名法史学家的张晋藩先生虽然不是专门的宪政学者,但是他从法律史的历史视域出发所研究的宪政成果,却是鞭辟入里,振聋发聩。早在1954年8月6日,张先生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从事学术研究以来的第一篇论文——《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那时张先生年仅24岁,正是初出茅庐的年青小伙,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在那个宪法制定被提上新中国一届人大首要议程、学界掀起关于宪政历史讨论热潮的时代,张先生学术生涯的开篇之作就是宪政之论,这是一种怎样令人感慨的宪政情怀?此后,张先生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与宪政有关的文章。⑵至1979年,张先生又与曾宪义先生合作出版了《中国宪法史略》[1],这是张先生关于宪政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张先生自谦“此后没有再专门涉猎这一课题”[2],但这并非说张先生没有去思考“宪政”这一课题,事隔二十年后,张先生以古稀之年推出了其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在此书中,张先生对近代中国的宪政从“文明”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展现了他长期以来对宪政的思考和心得。然又事隔五年,张先生竟出人意料地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宪法历史的专著,这本专著就是2004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宪法史》。虽然这部著作名为《中国宪法史》,但实际意义上展现出来的乃是中国百年宪政的历史写照。它摆在我的书案已有多年,是笔者教学、研究中的一部重要参考书,而其中承载的宪政情怀则处处溢于字里行间,让笔者感怀不已。然十分遗憾的是,该著至今学界尚未有深入的相关评析。在今日学界于宪法、宪政进行热议或者颇为敏感之际,⑶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对该著作一评析,以引发每个关心宪政的人去关心一下该著的思想和情感,以稗益于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⑷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学界有一种根深蒂固且至今也难以自拔的评价方法论,那就是“历史的辉格解释”,简称为“辉格论”,其意旨主要是指以当下(当代或现代)的价值标准和知识体系等来评析历史事物的是是非非。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以今论昔”或“以今非古”。

  当然,“辉格论”的范畴非为本土之物,乃是外人所献。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在此书中,巴氏通过对英国政治史的研究,针对辉格党人⑸的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的立场上而极力美化使他们成功的革命的情形时,提出了“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概念。巴氏认为,那种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编织和解释历史的方法,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障碍。其谬误在于,如果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心中念念不忘当代,那么这种直接对今日的参照就会使他在解释历史时超过一切中间环节。尽管这种做法能使所有的问题变得容易,也能使某些推论显而易见,但必定导致过分简单化地看待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必定导致对过去与今日之关系的彻底误解。

  在今天,巴氏该著早已成为西方人文学界的一本名著,而“历史的辉格解释”作为西方式的一个评价方法之概念,也早已在西方学术界成为众矢之的。⑹然而,许多中国人对此却不甚知之,不过却是在不折不扣地实践着。可以说,这种方法论很早且长期存在于中国学术界(甚至可一直远溯至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法家),但由于政治生活使然,人们要么是日用而不知,要么是’想当然地视其为绝对的真理。特别是在“科学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以今论昔”、“以今非古”甚至成为一种时髦之方法论而大行其道,充斥学术内外。笔者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里的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进行着“辉格解释”。反映在本文所涉及的宪政问题上,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对中国近代以来宪政问题的评析,同样大都走在“辉格论”的“康庄大道”上。

  显然,“历史的辉格解释”是与较强的政治意识挂钩的,或者说是政治决定下的“学术”之作。客观承认,学术和政治是关系至为紧密的两端,无法真正将两者隔绝开来。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学术与政治》中即坦言“以学术为志业”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政治品性。虽然学术的政治性从政权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上言有其必要性,但毋庸置疑,辉格解释下的学术由于过于注重从政治利益出发,往往会跳过种种历史环节,从而遮蔽了某些历史真相。因此,辉格解释对历史事物必然是一种人为的苛求,容易导致一种简单的否定性评价。从学术良知言,这显然是对历史事物的不公平。笔者在授课中就有一个比喻,辉格解释中反映出的对历史事物的苛求,就好像你我去嘲笑唐宋古人怎么没有手机或电脑一样令人可笑。

  鉴于历史辉格论的片面和不足,从学术的追求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历史语境论”。所谓“历史语境论”,就是当评判历史事物时,我们要尽量“设身处地”地进入那个历史的场景或语境中去观察、去理解。比如你要研究唐代的某个事物,你就得穿过时光隧道,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唐人,尽量进入唐代的知识和信仰语境中去评析,而不是像辉格解释那样以历史超越的主宰者指点江山,激扬是非。惟有如此,才能平心静气地去理解历史事物的真情实意,诸如历史人物的矛盾、无奈、豪情、梦想、冲动、阴谋等。也惟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事物多一点同情,少一点苛求;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嘲笑;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曲解。当年陈寅恪先生在评价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时而提出的“了解同情论”,⑺实与此种“历史语境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在我看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张先生的《中国宪法史》恰恰就是体现了“历史语境论”这样一种方法论。我不知道张先生在写作该著时是否已有强烈的方法论意识,但本书的客观表现就是浓厚地体现了历史语境论。也就是说,张先生该著绝非为辉格解释之物,它并非如同其他一些同类成果一样对历史进行意识形态的对错优劣的简单评价,而是深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语境中,特别是深入中国近代以来那种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去分析那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而得出了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能够共振共鸣的中肯评价。可以说,历史语境论贯穿了该著的始终,引领着读者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宪法的惊心动魄又婉转曲折的历史之旅,更引领着读者深切地体味着中国宪法历史中种种人物和事件的酸甜苦辣、真假悲欢,从而让读者深切地知道:历史之物成就于它生成的历史语境中,与成就它的一切历史场景同呼吸,对中国宪法的所有评价均要回归于当时的立宪语境之中。

  历史语境论作为该著的一个总视域和方法论,体现在对很多重要内容的论述和评析上,尤其体现在近代宪法的问题上。而让笔者最为感触的,也是最为值得赏析的,是将中国近代的立宪运动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与西方兴起的以权力制衡、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宪政价值理念貌合神离,但认为这是近代中国特定国情所决定的观点,从而体现了作者已经脚踏实地的站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语境中,对历史语境予以了充分的尊重、同情和理解。

  长期以来,学界对清末的宪政运动持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为清末立宪就是一场骗局,是统治者为苟延残喘的“虚晃一枪”,并无任何诚意。更有许多论者,特别是对西方宪政情有独钟的学者,从宪法、宪政的西方价值出发来否定、批判清末立宪运动的虚伪和旁门左道,认为清末统治者和立宪派人士在有意无意曲解宪政本质的心态下引入和移植了西方宪政,真可谓目的邪恶,“骗你没商量”。并认为,之所以西方的宪政文化到了中国就会变味甚至变质,就是由于中国的统治者们包藏祸心,他们不可能退出权力的绝对场,行宪只是一道消弥革命而保全己身的挡箭牌而已……

  诚然,从世界范围内的宪政实践来看,我们必须承认,西方首先兴起的那种通过限制权力而保障人权的宪政价值理念,的确是目前人类文明发展而通往自由之路的最佳选择。然而,不能因为宪政理念源于西方,我们就不能学习和借鉴,因为宪政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全人类具有普适价值的东西,成为全人类治理国家政治的共同智慧,它不再是西方的独有事物,更非是西方政治体制的专利或象征。如果我们仅仅是站在人权的“山头”,拿着西方宪政的“模尺”,去衡量中国历史上一切政法体制的改革得失或革命成败,就有可能落入“以今论昔”的陷阱,犯下“辉格解释”的错误。因为你是在信奉西方宪政为真的前提下,仅以其宪政模式去评价和衡量历史事物,这中间的种种复杂环境和历史境遇都被你轻而易举地一步跨越了;你已经看不到山脚下那些茂密的森林、丛生的棘刺、纵横的沟壑、层叠的崖壁……当然你也就看不到跋涉者的艰辛、彷徨、无奈、喜悦、忧愁、矛盾,等等。由于你以超越之心去检验衡量历史之心,看似你掌握着正确的现代真理,实质你是无视了历史心声,从而人为地赋予历史以现代压力,也即武断地苛求了历史尘埃中的古人或昔人。关于中国近代宪政问题的现代众多论者,就是这样以西方宪政的价值模式和尺度去简单衡量中国近代的宪政事物,从而进行了批判、否定、责问、甚至嘲笑的评价。显然,这对近代中国的宪政践行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种“辉格解释”已无视历史的语境,更不用说历史的细节了。

  在我看来,张先生的学术魅力即在于一直以来对历史事物所处语境的充分尊重,他能耐心地聆听历史的声音,不武断,不意气,不虚夸,不强加。在传统学界几乎众口一词地否定、批判中国近代宪政的“喧闹”中,张先生则说:

  西方的宪法所追求的价值与目标是:通过制度的设计来实现宪法对政府权力滥用的控制,并充分保障人权。中国的宪法理念则不同,中国的宪法倡导者和实践者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摆在首位的是追求中国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振兴,而把西方宪法所追求的民主、人权等价值降到第二位。如果说近代西方的宪法是“人权宪法”、“民主宪法”,那么近代中国的宪法则是“富强宪法”。这不是说中国制定宪法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不注重人权的保障和权力的制约,而是说为了救亡图存、摆脱民族的危机,只能把追求国家的强大放在第一位[2]。

  “这不是说中国制定宪法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不注重人权的保障和权力的制约”云云一语,就充分体现了对历史现象的同情和理解:没有了国格,哪里来的人格?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以说,张先生这种同情和尊重历史语境的方法和态度贯穿了该著的始终。从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源起和进程言,图强求富的动机和目的,实际上是具有真正学术良知和历史重任感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的,而关键是有没有充分尊重,有没有充分理解和同情这种动机和目的。台湾著名学者王尔敏即坦言:“近代中国一切学说思想之发轫与移植,均可辗转归其启念图强求富之原始动机。虽然讲白话文之一种文体问题,亦不能不归因至于图富求强宗旨,溯其渊源,脉络至明。后世文家,或竟忘其本始,遂竟视为一种孤立之运动,是则钻之弥深而失之弥远。”[3]此可谓一语中的,也正和张先生一直主张的学术观点相成。以不恰当之类比,今日一些以西方宪政标尺来简单非议中国近代之宪政者,就如后世文家忘其本始来评析白话文运动一样,“钻之弥深而失之弥远”也。

  当然,历史语境论倡导进入历史语境中来近时空地感受历史事物的处境,设身处地的观察和评析历史事物,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以期得出乎允的客观结论,并非就是指历史语境论十分赞同历史事物的选择和命运,而是表明一种评价姿态,因为“同情”不是“同意”,“尊重”也不是“拥护”。历史语境论还得有自己清晰坚定的立场,辩证理解的能力,以及高瞻远瞩的眼光。这在张先生的该著中更是有着充分体现。张先生在绪论中写道:

  这种将制宪行宪与富国强兵相连接的宪法观念,是近代中国社会屡遭列强凌辱和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而奋发的真实写照,它给近代中国的宪法文化打上了爱国主义的深深的烙印,这无疑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最为光辉的一面。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定位为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工具性价值载体的立宪思路,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近现代宪法精神所蕴涵的保障人权、巩固民主政体、限制国家权力等宪法原则的追求,进而使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呈现出一种貌合神离甚至是本末倒置的尴尬局面,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宪政道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这就意味着必须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以使民主、人权等成为现代中国立宪的基本指向[2]。

  站在历史语境的土壤上,张先生于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表达了他最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宪政运动的负面,特别是强调我们今天必须对宪政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这包含了张先生既辩证又强烈的宪政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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